“日本是对美中两国都比较了解，而且跟美中两国都有有效沟通渠道的为数不多的国家，所以日本不应该袖手旁观，应该主动地‘多管闲事’，去做美中之间的撮合工作。”

在11月30日开幕的“北京—东京论坛”上，当花白头发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说出这句话时，大屏幕这边的中方嘉宾，很多人露出了会心一笑。

△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开幕式上作特别演讲。人民中国 供图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阻断了很多交往，但又增进了很多交流，比如通过线上、以屏为媒。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已经举办十六届的中日民间最大交流平台“北京—东京论坛”成功举办。论坛主题是“疫情后的国际秩序与中日两国的作用”。

隔着屏幕，中方嘉宾、军事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姚云竹将军对福田康夫的提议做了回应：“福田先生说日本要‘多管闲事’，我非常欣赏这样一个态度。”

接着，姚云竹话锋一转，“我个人认为，中日和中美关系变好和变坏，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内在联系和内在逻辑。应该首先在中日双边框架内发展自己的友好关系，而不是过多地把美国因素带入进来，使它实时干扰中日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

“抗击疫情，既要尊重人权，更要用好公共卫生法律”

对话中有交锋，共识中有对立。这是一次真正开诚布公、坦诚以待的中日对话。

我们经常想，中日两国嘉宾，相貌举止看上去何其相像，但一旦开口讨论起问题，尤其事关两国利益的敏感话题时，出发点又是如此不同。

比如，对待新冠疫情。病毒无关国家利益，只关系到人类集体命运和共同福祉，防控和战胜疫情，考验着一国政府的执政水平和协同能力。正是在这样的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人们才真切感受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仅是一个美好构想。

日方主持人、言论NPO代表工藤泰志直言，“中国在防控疫情方面做得很成功，日本也做得不错，希望中日两国能够互相介绍经验，提供智慧”。

△ 日本言论NPO代表工藤泰志宣读《第十六届“北京-东京论坛”共识》

世卫组织前任总干事陈冯富珍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中日两国国民的东方经验——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戴口罩。

中国疾病防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更进一步分享了中国成功控制疫情的“四早”做法——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以及“四大经验”——第一时间发现疫情、及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大规模核算检测、政府提供免费治疗。

但是，这些经验分享并未消除同样面临疫情困扰的日本嘉宾的疑虑。

有日方嘉宾对“封城”和“清零”政策的代价提出了质疑，日本新冠肺炎对策小组成员、东北大学教授押谷仁就说，“日本的防疫体系没有办法采取强制性措施，所以日本不能像中国那样‘封城’”。

有日本学者更加关注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之间的关系，主持人工藤泰志现场就向中方专家来了个“灵魂三问”：“如何在开放和发展经济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现在对入境人员进行了一定控制，今后如何打算？中国的做法是全员核酸检测，进行更加彻底的防疫，否则就无法将感染人数清零，日本要采取这一做法到底行不行？”

上智大学教授香取照幸更是将“人权”摆上了桌面，“日本是民主国家，要注意人权问题，人权、经济、传染病控制这三个统筹就如同三足鼎立，我们必须保持这样的状态”。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火花四射。

中方嘉宾用事实说话，回应做到了有理有据。

△ 吴尊友发言

关于抗疫和经济之间的平衡，吴尊友以武汉为例，给日方算了笔账：“武汉今年5月决定开展千万人大筛查，当时是有争议的，但最后证明武汉的筛查是科学的、正确的。筛查花了大概10亿元人民币，查完之后发现感染率很低，只有二三百名无症状感染者，群众因此对复工复产也就有了信心。而武汉只要一复工复产，它一天的产值就是上百亿元人民币。这样，整个投入产出就更加符合成本收益。所以中国的‘清零’措施，看上去成本很高，实际上就目前来说是成本收益最佳的一种防控模式。”

关于抗疫中的人权问题，陈冯富珍更是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坦率作了回应。她说，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除了小部分国家以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用好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她举了个例子，“当年我在香港防控非典时，首先遇到的便是人权这道坎。但是香港的大律师告诉我，人权不是无限制的，当大众利益比个人权利更重要时，人权就应该暂时性地让位。换句话说，如果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公共安全，那么法律有权对个人权利做出短期限制”。

△ 陈冯富珍线上回应日方嘉宾关切

陈冯富珍认为，出于防控疫情需要，要对个人进行14天的短暂隔离；隔离期满，在确认不影响公众安全后，个人便完全可以恢复自由。因此，抗击疫情，既要尊重人权，更要用好公共卫生法律。

疫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正因为一人一国难以独善其身，疫情才给区域合作和政府间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这方面，中日嘉宾都对进一步深化东亚合作寄予了预期。

东京都立大学教授诧摩佳代提出了三点建议：实现疫苗的公平分配；在经参与国达成一致的前提下对WHO进行有效改革；加强区域合作，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传染病防控的框架，共享信息，协同防控。

中国前驻日大使程永华同样提出了三点方案：提升地区公共卫生治理水平；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的合作领域，深化互利共赢；中日畅通经济运行，继续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中方嘉宾、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所长杨伯江更是给东亚区域合作赋予了一种崭新思路。他认为东亚区域合作“应以区域问题治理为导向，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权力分配，要坚持问题导向、议题导向、治理导向，建立一种功能型的、专业性的新型合作关系”。

“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

把抗疫联系上人权等价值观，其实并非某一学者的独有观点。日本前外务大臣、9月份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败于菅义伟的岸田文雄，就在发言中表示了担忧，“国际社会正面临一个分割、断裂的现状，而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正在受到挑战。就日中双边关系而言，围绕自由、民主主义、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我们需要更加开诚布公地进行意见交流”。岸田的观点在日方嘉宾中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所以，当双方进入到中日关系、国际秩序、区域合作、抗疫合作等深层次话题的讨论时，听众就会感觉到，双方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现实战略利益上的分歧与矛盾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既然是对话，就要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更要坦诚交换意见。

不止一位日方嘉宾在发言中提到了钓鱼岛争端。岸田文雄的后任、日本现任外相茂木敏充在致辞中称，今年的民调结果显示，从2017年开始趋于改善的中日两国国民情感，在今年呈现出停滞甚至后退的情况，“我认为这与中国公务船在日本钓鱼岛周围的相关行动等等是有关系的”。

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称，自从钓鱼岛被日本“国有化”之后，中日官方特别是防务部门之间的交流就中断了，“很遗憾，在钓鱼岛海域，日本自卫队和中国海警公务船有过很多对立和冲突，这造成了很多对对方的不信任”。河野在发言中还进一步老调重弹，将矛头指向了所谓“航行自由”问题。

△ “疫情后的国际秩序与中日两国的作用”主题对话现场。

“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中方的姚云竹将军开门见山做了回应，“中国对航行自由是非常珍视的，中国是世界第一海运大国、第一造船大国、第一贸易大国，自由航行对中国的重要性，我想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作为时任中国驻日大使，亲身经历过2012—2017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最跌宕起伏那段时间的程永华，在回应钓鱼岛争端时直接搬出了事实：2014年11月7日，中日双方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围绕双方一时解决不了的分歧和争议要管控，不能让这些因素再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改善。

程永华更直接表示，中日是搬不走的邻居，不能让领土争端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

领土争端难以迅速解决，现实分歧难以完全弥合，怎么办？中日嘉宾不约而同给出了8个字的回答——管控分歧，增进互信。

姚云竹说，要通过对话反复说明中日各自的战略意图，特别是就双方采取的重大军事安全政策和行动进行解释。比如中国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总是提出各种疑问。日本目前在进行国家军事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周期性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的修订，中国也非常关切，“这些都需要通过对话特别是高层次的对话和沟通加以解释”。

一个重要背景是，11月底，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日本，与日方达成了五点重要共识和六项具体成果，其中的具体成果就包括，在12月举行新一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以及争取年内开通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这是两国针对敏感、热点问题，在高政治和高安全风险领域，为加强风险管控、增进安全互信实实在在地走近了一步。

日方的鹰派嘉宾河野克俊对此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进一步补充，中日建立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重点在于：建立作战部署热线，在现场第一线进行交流，通过定期交流、定期会议等方式验证该机制是否发挥作用。

抛去争议，中日嘉宾对东亚和平寄予了积极展望。日本众议员、在野党国民民主党代表（党首）玉木雄一郎表示，日中关系当中，最不能发生的就是武力冲突。

会后发表的论坛“五点共识”，更是将维护地区和平作为一项重要共识郑重强调：“维护与发展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共识。目前东亚地区紧张因素有所上升，两国更应履行好各自责任。７年前，我们达成了‘不诉诸武力’的论坛共识。今天我们重申反对危及和平局面、引发区域争端与冲突的行为，并建议就此展开讨论，营造持续稳定的和平环境。”

“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国家时不应刻意裁剪”

不冲突、不对抗的首要原则就是，能够坐在一起对话。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作为中日两国民间最大的对话平台，在中日关系起起伏伏中走过16年风雨的“北京—东京论坛”，在沟通融合两国民意、联会贯通两国民间交往、推动促进两国公共外交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会的中日嘉宾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份报告，那就是不久前中国外文局对外发布的《2020年中日舆论调查报告》。

报告中最重要的一项数据是，2020年，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总体印象持“很好”和“相对较好”的比例为45.2%，与2019年（45.9%）基本持平；总体来说，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好感度仍处于回暖区间，但回暖势头有所放缓。日方同时发布的一项数据则略显冰冷，数据显示，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下降到10%左右，达近年新低。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偏差？中日嘉宾给出了各自的解释。除去疫情、领土争端等因素外，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曹卫洲，以及中方专家杨伯江、姚云竹等人，都提到了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福田康夫在致辞中特意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警告由于大国的焦虑、傲慢和互相猜疑、互信缺失，容易导致激烈的权力斗争，引发国际秩序失控。他还引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句话作为回应。他说，习主席用过一句中国的古话叫“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也就是说要多倾听别人的意见，自己更多地去反省，而且要有自控的度量，“我想这句话应该说给特朗普听听”。

中方嘉宾则一致认为，中日两国应在四个政治文件以及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原则共识下，基于两国共同利益基础，进一步密切合作、深化战略关系，要尽量排除外部因素干扰，有效管控分歧、增加互信。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没有人能够否认民间外交对于塑造和推动两国关系起到的润滑作用。如何提高两国国民的相互好感度？出席论坛的中日高层都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 开幕式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视频致辞。

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视频致辞中提到了媒体的责任。他认为，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大众和社交媒体对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和感情互动产生着重要作用，也承担着特殊责任。“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国家时不应刻意裁剪，而应将实际情况完整展现”。近年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有必要也应该客观呈现在日本媒体的版面上”。

△ “媒体对未来中日关系的思考”媒体分论坛。中国网记者 林伊人 摄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则在致辞中，提到两国通过重大活动加强青少年和文体交流的重要性，“日中两国将相继举办明年的东京夏季奥运会、残奥会以及后年的北京冬奥会、残冬奥会等国际体育赛事，后年还将迎来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这一重大节点，希望借助这些机会，促进两国青少年之间和文体方面的交流，推动日中关系中长期发展”。

在为期两天的对话会上，笔者听到最多的词就是“和平”“稳定”“友好”。一场论坛，对推动中日两国民间友好这项大工程来说显然太过短暂，但正是依靠像“北京—东京论坛”这样的民间交流平台，以及无数致力于中日民间交流的友好人士的推动，中日关系正在逐步走出动荡和波折，走向和平与稳定，基于共同利益，面向长远未来，实现两国人民的世代和平友好。

“虽然两国之间还有很多困难的课题需要解决，但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要继续推进日中两国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日本政界重量级人物、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论坛上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