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开始的新冠病毒疫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带来了经济、卫生、社会等多方面的沉重打击，在经历了2020年夏季短暂的平和之后，欧洲与美国等多个国家与地区都出现了第二波疫情，正如西班牙大流感所显示的病毒流行病学特征那样，至少就确诊人数而言，相对于年初的情况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如此，全世界主要国家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进行病毒疫苗的开发。从过去的一个多月中，我们就看到辉瑞-BioNTech疫苗、Moderna疫苗相继发布了临床试验的数据，计划在2020年底通过审查并推广上市。这在国人看来似乎应该是好消息，例如辉瑞公司宣布疫苗研发成功的时候，美国股市也大涨了一番，但事实上，身处疫情重灾区的欧洲人却未必如此觉得，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就不断地看到欧洲多个国家爆发示威游行，而随着疫苗开发的进行，游行群众的攻击目标与怒火，也从早先主要反对政府的限制出行、关闭公共设施的举措，转变为反对疫苗接种[1]。

这一点从法国的易索普市场研究股份公司（Ipsos）为世界经济论坛所做的一份全球调研数据也可以得到证实[3]。该调研以2020年10月8至13日为起止日，对全世界15个主要国家的总计18526人进行了网络调查，结果如下图：

在“如果可以获得新冠病毒疫苗，你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或者不愿意接受疫苗接种”的问题上，印度、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有超过八成的人表示“一定程度上愿意”或者“非常愿意”，而欧洲国家除了英国（79%）之外都低于七成，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稳居最末位。

那么，究竟为何会出现这样看似匪夷所思的事情呢？ 本文将在介绍欧洲人对疫苗看法的基础上，给出几点分析。

法国《世界报》在今年12月1日刊发了报道[4]，介绍了欧洲人在面对是否接种疫苗问题上各国的分歧。在欧洲，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依然存在不小的差别。尽管各国政府提出的疫苗接种计划在两个基本点上大部分是相似的：疫苗接种不进行强制，以及最初将优先考虑最脆弱的个体——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以及医护人员。

如前文所述，英国似乎是欧洲国家中表示愿意接种疫苗的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然而因为诸多夸大乃至虚假信息的不断传播、尤其是在当前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发达的情况下，公众舆论的疑虑似乎越来越多。11月13日，伦敦市政府卫生委员会公布了一项研究，发现四分之一的伦敦人“不想”或“可能不想”接种疫苗。该委员会警告说，政府如果希望在12月初就开始疫苗接种活动，就有必要开展一场全国性的“解密、安抚和宣传疫苗”的运动。

西班牙是欧洲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95%)，也没有强制接种疫苗。西班牙政府计划从明年1月开始疫苗接种，然而，根据10月中旬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有大约40%的西班牙人不愿意在疫苗上市后立即接种疫苗。

在丹麦，根据Epinion研究所9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十个人中有七个人希望接种疫苗，卫生当局表示，国家疫苗接种登记将使密切监测疫苗可能的副作用以及长期有效性成为可能。

在荷兰，该国将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宣传运动以解决伦理困境，即一部分人将拒绝接种疫苗、从而面临感染的风险。比利时的情况也有些类似，那里的情况更多的是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考虑到各级政府在卫生方面的权限划分。负责防治的联邦专员希望通过宣传运动来克服将近25%的比利时人的怀疑，这些人说他们不会接种疫苗，甚至在11月25日的一份医学杂志指出，37%的普通医生也会拒绝接种疫苗。

这个问题在德国有些不同。虽然传统上德国人的疫苗接种率很高——罗伯特-科赫（Robert-Koch）健康研究所推荐的14种疫苗的接种率约为90%，但政府知道，过多的自愿性可能会适得其反，正如最近3月决定强制接种麻疹疫苗所引发的辩论所显示的那样。虽然德国首批新冠疫苗接种将于12月中旬投入使用，但根据ARD-DeutschlandTrend的数据，在这个反疫苗示威活动比其他地方更多、更激烈的国家，当局还是很关注民意的变化，最近几个月，表示不想接种疫苗的人的比例略有上升，8月至11月间从24%上升到29%。

从上面的几则介绍不难看出，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都存在大约两成以上的民众不愿意立即接受疫苗接种的现象，这背后的原因以及因素，笔者认为可以初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疫苗本身存在不确定性与风险。从目前西方国家研发的几种疫苗来看，他们都属于核糖核酸（mRNA）疫苗（中国研发的疫苗主要采用灭活技术），这是一种全新的疫苗，此前从未在人类身上注射过。

科学家抽取病毒内部的部分核糖核酸编码蛋白，附加脂质之后导入人体细胞；疫苗输入人体细胞，表示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基因；人体免疫系统随即产生抗体并激活T细胞以消灭被感染细胞。辉瑞疫苗必须储存在零下70℃左右的环境中，用干冰包装，用特殊箱子运输。疫苗一经送达，可在冰柜保存5天。Moderna的疫苗可以在2至8度的冷藏温度中保存三十天，这样的温度要求是中小诊所也能做到的。辉瑞在11月9日公布的结果，是以43000人为实验对象，宣称有效率达到90%以上，而Moderna在11月16日公布的结果是30000人，效果为94.5%。光从这个数字来看，是达到国家所通常认定的定期接种的疫苗的同类水准的，但是不少专家也表示，这依然只是初期的结果。事实上，疫苗开发完成之后的临床试验阶段是非常漫长的，通常第三期就需要三至五年，因为只有足够长的时间才能确定疫苗的免疫有效期以及发现长期的副作用，而如今几大疫苗都只是投入实验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三期实验本质上是模拟轻微的感染过程，在设计上不仅要考虑志愿者人群的性别、年龄、国别、种族、地区分布等等，还要操作适当。例如最近卷入争议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就是因为实验疫苗剂量失误，导致少数志愿者的一针全剂量疫苗变成了半剂，进而被质疑效果（efficacy）。更为关键的是，临床三期实验时间大幅度缩短，将导致我们无法确定疫苗能够在病毒的不同亚种之间（目前的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可能已经变异了两万次以上）提供交叉免疫的效果，也暂时无法计算各种疫苗的免疫持续时长。

正因为存在上述诸多问题，华尔街日报就曾报道，韩国在疫苗采购和研发上不是特别急切，这是因为其防疫相对成功，并不特别需要疫苗来控制疫情[5]。日本方面，北里大学的病毒学专家片山和彦教授就认为，虽然辉瑞与Moderna公司都声称“目前没有观察到严重的不良反应与副作用”，但是其他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开发过程中就出现了重症甚至死亡的案例，因此强调“没有两年的观察期，是很难说安全的”。大阪大学的宫坂昌之教授也认为，像美国这样的至今仍然一天确诊人数超过十万的国家，或许确实需要加快审批以及疫苗接种，但就日本的情况而言，如果因为诸如奥运会举办等理由而贸然急进，进行大规模接种而不断出现副作用的报告[6]的话，将使得日本人对疫苗整体的信赖再度下降[7]。

事实上，日本专家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在欧洲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负面例证——瑞典。瑞典在2009年甲型流感病毒（H1N1）大流行的时候，当局大力推广英国制药商GlaxoSmithKline生产的疫苗Pandemrix，呼吁民众进行疫苗接种，当时的接种率达到了60%，是世界范围内覆盖率最高的一个国家。但是很快，以儿童与年轻人为主的数百人，就出现了发作性嗜睡症（narcolepsy）的症状，这种病症属于神经性慢性病，经常会产生自己无法控制的过度睡意，严重的会达到患者任何时候都会睡着的地步。此后专业机构进行了调查与分析，最终确认这和疫苗所含免疫辅助剂有关，为此，瑞典医药保险最终承认了相关赔偿的总计702件中的440件，赔付金额高达1亿克朗。作为当时呼吁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推广的主要专家之一的Anders Tegnell在接受法新社（AFP）采访时，一方面仍然强调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的时候疫苗接种是最优选择，但也否定了对疫苗接种进行强制性或者义务化的可能性。原本瑞典是一个对疫苗接种相对比较信任的国家，新生儿的预防疫苗接种率达到90%，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但是根据民意调查机构Novus的最新调查结果，有26%的瑞典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打算，28%则回答尚未确定，愿意接种的只有46%。瑞典卫生局的局长Johan Carlson则指出，为了阻止新冠病毒的感染扩大，疫苗接种的范围达到总人口的60-70%是必须的[8]。

在2020年，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人类对于未知的事物总是充满了恐惧，所以对这种无形的敌人，产生诸多怀疑、猜测乃至妄想，都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在最近几十年中，西方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的研究者都注意到，在大学教育日益普及的近代社会，人们设想某种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惊人的阴谋与幕后策划者，这种被称为“阴谋论”的论调从未平息， 而在新冠病毒肆虐的美国与欧洲，又与“传统”的反疫苗论结合起来，出现了诸多版本的世界级别的“阴谋论”。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的QANon组织，他们宣称新冠病毒是由科学家人为制造的，通过释放病毒并扩散到全世界，科学家以及背后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疫苗的研发与生产乃至接种，获得前所未有的暴利。那么究竟谁是这些相信阴谋论的人们所认定的“幕后黑手”呢？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都显示出比尔盖茨这位前世界首富是被质疑与攻击的头号目标，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2020年2月至4月期间，将他与新冠病毒相联系的新闻以及消息多达120万次。非常讽刺的是，正因为比尔盖茨很早就关注病毒大流行与疫苗开发，他成为众矢之的才显得如此“自然”。在2015年温哥华的TED演讲中，他就警告说：“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有任何事件杀死了超过1000万人，那很可能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事实上早在2000年，比尔盖茨就和妻子一起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基金会，致力于寻找对抗传染病的生物医学创新，此后也一直向全世界呼吁需要做好应对流行病的威胁的准备。上述一切似乎都显示出比尔盖茨作为一个世界富豪的“伟光正”形象。但是他对传染病以及疫苗研发的持续关注，也会遭到反向解读，尤其是当人们相信寻找到一些“迹象”的时候。例如2019年10月，在武汉爆发疫情的前几周，世界经济论坛就与比尔盖茨基金会共同举办了关于疾病大流行防范以及应对的模拟训练[9]，这似乎显得过于“巧合”。另一方面，比尔盖茨在2020年4月曾经在推特上发文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做出辩护，他本人就是WHO的仅次于美国的资助者，在很多西方人眼中，WHO应对疫情不利，不仅仅是相关官员的失职，甚至很可能是有意为之，而比尔盖茨的上述辩护似乎也“应验”了他们的猜测[10]。

其次，在欧洲各个国家之间，民众相信阴谋论的情况以及比例各有不同，在此仅以法国为例。法国历来是阴谋论的“重灾区”，例如2020年1月法国的调查公司Ifop所作的调研对1200位法国人的调研表明，54%的受访者相信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遇刺与中央情报局CIA的参与有关，认为“人类登月是美国人的捏造”达到16%[11]。对于新冠病毒的看法也呈现出类似的倾向。Ifop在3月24至26日对1008人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其中57%的法国人认为病毒是自然界所产生的，有26%的人认为病毒是人工制造的，9%认为是实验室泄露的[12]。

这一点在本文开篇所给出的Ipsos的10月份全球抽样调研报告也得到了证实：只有18%的法国人“非常愿意”接受新冠疫苗的接种，36%的人表示“一定程度上愿意”，25%的人表示“不太愿意”，21%的法国人“非常反对”疫苗接种。对于调研的第二个问题“从新冠疫苗可以使用这个时间开始，你何时愿意开始接受疫苗的接种”，只有12%的法国人回答“立即”愿意接受，而有11%的人认为这会是“一年以上，两年之内”，30%的回答“不确定”。对于不愿意接受疫苗接种的人们，调研也试图确认其原因：“以下选项中哪一个最符合你不愿意接受疫苗接种的原因”，有32%的法国人回答“我担心疫苗的副作用（side effects）”，35%回答“我认为疫苗研发与实验过于仓促”（如下图）

但是从结果就很容易看出，不接受疫苗接种的人们所给出的解释理由以及比例分布基本上大同小异，我们无法由此推测为何惟独法国人对疫苗有如此消极的态度。不少研究者指出2009年甲型流感疫苗问题对法国人的疫苗信心打击很大，但如前文所述，疫苗生产者是英国公司，而英国人迄今为止仍然是欧洲主要国家中对疫苗最有信心的，所以我们可能还需要寻找法国“本土”的要素来加以解释。

今年9月，法国《世界报》等诸多机构合作，并委托Ipsos进行了调研，给出了《法国的分化 2020》（Fractures françaises 2020）报告书[13]，调研样本规模为1030人，时间是从2020年9月1日至3日，该报告为我们了解法国人的价值理念以及政治、社会观提供了最新与最权威的数据，以下我们就将结合几份报告进行简要的分析。

通常来说，调查研究都会进行若干的要素分类，诸如年龄、性别、种族、职业与收入、政治倾向、宗教信仰等等。根据这几个月的各类抽样调查结果，年轻人对于疫苗接受的比例很低，如果我们考虑到新冠病毒的危害主要在于引发诸多并发症，所以对于高龄者以及慢性病患者而言非常致命[14]，那么上述结果也并不难理解。另外，法国女性对于疫苗的怀疑态度的比例也要远高于男性。

疫苗开发以及接种都属于公共政策，所以民众对于相关机构乃至政府是否信任，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一项针对欧洲三十三个国家的民众接受犯罪行为程度的研究表明，对于本国制度的信任程度越低，个人接受非法行为的倾向就越大[15]。德国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对于政治以及医疗机构的信任度越高，人们就越是能够相对接受一些不得已的紧急限制措施[16]。那么回过头来看法国，根据《法国的分化 2020》报告书，只有29%的法国人对国会议员有信心，36%的人表示信任共和国总统，11%的人对政党有信心，这样的结果都只能用“惨淡”来形容了。

另一方面，病毒防治以及疫苗相关毫无疑问是极其专业的领域，所以公民对于科学家以及科研机构是否信任，也会很大程度上左右他们是否愿意相信公共卫生措施，是否愿意接受疫苗的接种。幸运的是，法国人对科学家集体的信任要远远高于政治家（大约占人口的四分之三）。但即便如此，最近十多年的调研报告也指出，公众对科学家的信心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虽然我们通常认为，自然科学是标榜客观与中立的，但在新冠疫情肆虐整个欧洲的时候，人们发现科学界远非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其中存在着诸多争议与分化。尤其是在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的现代，为了争夺收视率，各类电视台以及新闻频道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制造专业人员之间“辩论”的过程中。在这当中，最具有“法国特色”的，无疑就是拉乌尔特（Didier Raoult）教授的存在了。虽然这位马赛的教授所说的或预测的几乎所有一切都并未得到证实，但电视邀请函却依然络绎不绝，甚至总统马克龙都曾在5月份直接去找他，以争取民意[17]。拉乌尔特教授把科学委员会比作佩丹元帅[18]，并指控法国政府，认为政府当局之所以拒绝羟氯喹作为治疗新冠病毒的手段，是因为羟氯喹造价低廉，政府希望让制药实验室富起来。他还广泛质疑寻找疫苗的意义所在，声称他不明白谁会为了一种“并不致命”的疾病接种疫苗。由于拉乌尔特教授长期被科学界边缘化，并且经常批判政府与科学界，他被很多人视为是真正的法国英雄，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阴谋论者的支持。和年轻的卫生部长Olivier Véran相比，他更受欢迎，在脸书上的小组上注册的人数甚至超过了100万。

以上，本文介绍了目前欧洲人对疫苗接种的态度，不难看出，欧洲诸多国家对于疫苗保持相对谨慎，是有诸多原因的：其一，新冠疫苗本身的开发以及测试时间被大大压缩，导致我们很难确定其有效性以及副作用；其二，2009年席卷世界的甲型流感病毒（H1N1）因为疫苗副作用的问题在欧洲引起了很大反响，使得不少人由此不再相信疫苗；其三，因为社交媒体的流行，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广泛，不少人会相信某种阴谋论，甚至怀疑政府与相关部门互相勾结、释放病毒，这样的情形在法国尤其普遍，而我们通过相关研究与调研也可以得知，法国人对疫苗接种的极度消极态度，和他们对政府公共部门乃至科学界的日益低下的信任度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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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英国的游行：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more-150-anti-lockdown-anti-vaccine-protesters-arrested-london-n1249261

[2] 转引自https://www.lemonde.fr/planete/article/2020/12/01/les-europeens-divises-sur-le-vaccin-contre-le-covid-19_6061780_3244.html

[3] https://www.ipsos.com/en/global-attitudes-covid-19-vaccine-october-2020

[4]https://www.lemonde.fr/planete/article/2020/12/01/les-europeens-divises-sur-le-vaccin-contre-le-covid-19_6061780_3244.html

[5]https://www.wsj.com/articles/for-covid-19-vaccine-south-korea-says-it-can-wait-until-the-price-is-right-11605694383

[6] 目前辉瑞公司以及Moderna开发的疫苗各自的副作用报告，可参看以下链接的介绍：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12-03/covid-vaccines-could-bench-health-care-workers-amid-surge

[7] 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69166

[8] 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c85e9e0c3539b52cbf3df5591159f528c4d0a508

[9] https://cn.weforum.org/agenda/2020/03/guan-yu-liu-xing-bing-gai-ci-shuo-le-shen-me/

[10] https://www.wsj.com/articles/bill-gates-coronavirus-vaccine-covid-19-11589207803

[11] https://www.afpbb.com/articles/-/3157974?cx_part=search

[12]https://www.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20/03/28/le-coronavirus-terrain-fertile-pour-le-conspirationnisme_6034764_823448.html

[13] https://jean-jaures.org/sites/default/files/redac/commun/productions/2020/1309/fractures_2020.pdf

[14] 事实上，在今年9月开始的席卷欧洲的第二波疫情之中，法国政府虽然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宵禁以及再度限制出行的政策，但是中小学照常开放。

[15] Sofie Marien et Marc Hooghe, « Does political trust matter ?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al trust and support for law compliance »,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50, n° 2, mars 2011, pp. 267-291.

[16] Simone Dohle, Tobias Wingen et Mike Schreiber, « Acceptance and adoption of protective measur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 The role of trust in politics and trust in science », OSF Preprints, 29 mai 2020.

[17]https://www.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20/05/24/didier-raoult-le-pari-risque-d-emmanuel-macron_6040579_823448.html

[18] 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政治家，也是维希政府时期的总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向纳粹德国投降并与之合作，战后被判处死刑，后来经过特赦而改为终身监禁，是法国人普遍认为的“叛国者”。